“这是考古行业的一件大事。”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宋新潮在签订和聘请仪式上表示：科技考古在中国考古事业发展和学科建设中的作用日益凸显。此次战略合作的未来目标，是建立国家考古实验室。

共建这3个实验室，独特作用在哪?“有利于优势互补!”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考古中心主任唐炜介绍，考古中心在行业资源、行业调度方面有独特优势，而青藏高原所、古脊椎所和北大考古文博学院都是行业最顶尖、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考古科研机构，在科研力量、技术水平、人才队伍储备上具有极大优势。此次共建联合实验室，实际上是把行业资源和顶尖技术结合起来，把研究对象交给最专业的团队，助推考古工作的发展。

“同时，也有利于加强统筹规划，解决田野考古和科技考古‘两张皮’现象。”唐炜表示，开展考古事业发展规划研究，从整体上加强统筹规划，有利于增强考古工作的系统性，推进多学科、跨领域、高水平的考古学研究。“虽然大部分田野考古工作者已经意识到科技考古的重要性，但在实际工作中，很多人对科技考古的认识还不到位，只是把它作为一种辅助手段。”唐炜指出，科技考古应该是一种理念、方法，“如果一开始没有把科技考古考虑进去，明确用哪些科技手段解决哪些问题，在考古工作后期或结束后再考虑，很多重要信息就已经丧失了，我们都知道——考古资源是不可再生的，考古工作没有后悔药可吃”。

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主要承担分析监测技术、空间及微观测量技术、新材料技术和数字化技术等技术考古科研，考古标准技术规范研究，组织水下考古、边疆考古、科技考古、中外合作考古等工作。唐炜表示，考古中心将致力于联合国内科技考古各领域的优势单位，以共建共享方式，打造科技考古的“朋友圈”和“工作群”，集中多方优势资源，加强实验室建设，牵头承担重大考古项目中的科技考古任务。

“科技考古是考古中心的新职能，也是优先发展的重点方向。”唐炜这样判断。

“国家队做国家事，尽国家责”

“青藏高原所作为‘国家队’，我们作为国家人，要做国家事，尽国家责。”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青藏高原研究所所长陈发虎担任了“环境考古实验室”主任，他这样评价自己的工作意义。环境考古是作为人文学科的考古学与自然科学交叉形成的新的研究方向，青藏高原所拥有完善的实验和观测平台，可以利用多种载体定量重建人类的生存环境，也可以对动植物大化石和微体化石进行分析。“目前我们正在大力发展利用生物标志物、古环境DNA、古蛋白等新兴的分子生物学研究手段进行古环境重建方面的研究。”环境考古实验室执行副主任、青藏高原所杨晓燕研究员表示，联合实验室将聚焦东亚及周边地区人类起源、农业起源、文明起源等人类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里程碑事件及其与生存环境的相互作用，尤其是聚焦青藏高原地区人类对极端环境的适应过程、高寒文明产生和发展过程。

“目前在国际上，通过古DNA研究东亚人类的起源与演化，尤其是我们现代人的起源和演化研究是非常匮乏、相对空白的。”中科院古脊椎所所长邓涛研究员表示，共建分子古生物学实验室，就是希望用最前沿的分子古生物学方法，在揭示早期现代人在中国起源与演化的规律，复原中国乃至东亚不同时期现代人的迁徙路径、行为方式和生存面貌，厘清其与古老型人类的遗传关系和互动过程等这些关键的、亟待探索的科学问题上取得重要突破，为更新世晚期以来中国境内人类的演化提供更为翔实的证据，绘制出宏大且细致的东亚人群遗传历史图景，发展或提出更准确的人类演化理论。邓涛研究员说：“在中国人类史前文明的发展方面，我们将通过跨学科合作、最新科学技术的应用，在农业的起源、中国境内各种史前文明和相关人群的发展脉络等方面进行探索，希望能在中华文明探源领域有重大的突破。”

北大考古文博学院在动植物考古学以及文物材料学分析等方面处于国内领先地位，其考古年代学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年代与动植物考古联合实验室成立后，拟开展的重要课题和重点遗址包括夏文化年代研究、三星堆祭祀坑科技考古研究、‘南海一号’沉船全面科技考古研究等。”北大考古文博学院副院长崔剑锋介绍，双方将共同完成考古遗址绝对年代研究、出土动植物遗存鉴定和分析、出土器物残留物分析、食谱分析、文物材质、成分和同位素分析等工作。通过深入合作，运用前沿科技手段充分发掘中国考古遗址与文物资源的研究价值与历史意义，力争取得重大突破和创新发展。

前沿科技“让考古遗存开口说话”

“考古学意味着‘一眼千年、万年、百万年’，是考古人通过物质遗存研究逝去历史的学问。”分子古生物学实验室主任的中科院古脊椎所付巧妹研究员表示，考古遗存本身不能说话，但通过现代各种科技手段可以充分发掘出丰富、多样化的历史信息，为我们更全面地揭示过去历史的面貌提供各种维度的帮助，因此考古学从创始就是科技的。付巧妹介绍，当前，在影像学、年代学、基因组学、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各种新兴前沿学科的渗透下，科技考古通过跨学科的融合和现代各种科学技术的运用，迸发出新的活力。

“进入21世纪，科技高度发达的今天，考古学的发展已经离不开科学技术的支撑。”年代学与动植物考古实验室主任、北大考古文博学院吴小红教授表示，现如今的考古学研究基本上都是考古学主导下的多学科联合研究。

“比如良渚遗址发掘过程中，涉及了碳14年代学、动植物考古学、地质考古学、分析化学、文物保护等十几个学科数十名专家团队。”崔剑锋介绍，北大考古文博学院在年代学、动植物考古学研究、玉器产地研究等方面给予了大力协助。这种多学科介入、科技信息的全面提取，为良渚遗址申请世界文化遗产提供了坚实的科学证据。

“青藏高原所在考古工作中应用的科技手段，包括人类生存环境，包括温度、降水的定量重建，以及遗址出土动植物遗存鉴定和分析等。”杨晓燕介绍，他们曾利用植物大遗存分析揭示了青藏高原腹地的生业经济，并发现东西方农业的传播与交流帮助人类克服不利的气候变化而向高原扩散和定居。“如今环境考古的新阶段是运用新的技术手段，获得更多的古人对自然资源的利用信息，在生态系统的角度下，探讨人与环境相互作用的历史，为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借鉴。”

“我们的重大考古项目，尤其近年来运用分子古生物手段展开的科考项目，都需要多机构、多学科共同参与合作，广涉考古学、古人类学、遗传学、生物信息学等多学科领域。”付巧妹介绍，早在百年考古大发现——“北京人的发现”重大考古项目，发掘出的第一个完整的远古人类的头盖骨化石，就是集合了多家国内外研究机构合作的结果。“2020年，古脊椎所与福建博物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等多家考古单位和科研院校合作，首次开展大规模、系统性的南北方史前人类基因组的研究。”付巧妹介绍，通过对大量史前人类样本材料进行古基因组实验和数据分析，了解到近万年来中国人群的南北分化格局和不断迁徙、混合的历史，在考古学领域长期以来富有争议的南岛语系人群起源的问题上起到重要助力。有国外媒体报道，该研究修正了此前流行的、基于头骨形态学提出的有关东亚与东南亚祖先人群的“两层假说”，填补了人类演化史所缺失的重要中国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