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应该完全把教育出让给市场。”11月21日，在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承办的“教育治理现代化与教育制度创新”论坛上，东北师范大学中国农村教育发展研究院教授邬志辉说。
在广东推进基础高质量发展的当下，如何要更好实现教育均衡化发展?教育专家提出，县级政府要成立县域教师发展中心，高校应该一竿子插到底，参与县域指导教师专业发展中心的运作，才能更好提升县级教师专业水平。
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院长胡劲松表示，本次大会邀请了19位教育专家商讨政策，推进教育制度创新和治理能力建设，是要在不断深化教育综合改革的过程中，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人才智力支撑。
义务教育坚持公益属性
教育界普遍认为，新世纪以来，社会资本不断向义务教育领域拓展，导致民办学校崛起，大量公办学校“遇冷”。“民好公差”的教育格局，不仅加重学生与家长的负担，更带来炒学区房、密考择校等教育弊病，破坏了教育公平与教育生态。
在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占主流，民办学校是补充。不久前，广州19所民校“单飞”更名，引发了大家的关注。对此，邬志辉认为，义务教育是国家必须保障的公益性事业，任何人都不能从中获取额外的利益。
在邬志辉看来，义务教育阶段的办学，要为学生提供共同的知识基础、必备的技能、文化教养甚至价值观念。社会发展越是多元，越是差异化，就越需要由国家主办的共同基础教育，这既是后续教育分化的基础，也是对于义务教育国家利益的维护。
邬志辉说，大众对优质教育资源的追求不会减弱，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公办义务教育学校总体学位供给不足、质量不高才导致民办学校过热。因此，作为义务教育的供给方，政府应当尊重与保护学生的受教育权，优化义务教育学校布局。
增加优质公办学位，让孩子们在家门口上好学，是广东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点发力方向。
广东明确，到2025年广东新增基础教育公办学位438万个，其中幼儿园33万个、义务教育375万个、普通高中30万个。到2035年，公办优质学位大幅增加，学校布局科学合理，有效解决“城镇挤”问题，中小学幼儿园办学水平明显提升，满足人民群众“上好学”需求。
政校联合推动治理，实施双重评价体系
今年9月起，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迎来了“双减”后的第一个学期。
其实，这些年来，政府一直都给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减负，但不少人感慨却是“越减越负”——学校的作业是少了，但校外培训的压力陡增，不仅挤压了孩子课后活动时间，而且磨去了孩子成长的童趣。
深圳大学教育学部主任靳玉乐指出，过去对于学业负担问题的治理，大多是点对点的治理，缺乏宏观的系统的治理，要形成“政府是法治的，社会是德治的，学校是自治的”协同治理局面，通过综合治理，才能达到为学生减负的目的。
在靳玉乐看来，作为主体，学校主动担起责任，对学生成长负责，才能更好地缓解义务教育阶段的学业负担。
确实也是如此。广雅中学校长叶丽琳说，学校将开始实施分层作业，根据学生们不同的水平层次来布置个性化作业。“最核心的还是提升校内教学质量，有抓手和针对性地进行教育。”
靳玉乐表示，大众对学业负担的认识，很多时候停留在单一层面，“我们不仅要关注学生的认知负担、行为负担，也要关注处于主观层面的情绪负担，即是学生面对学业时的情绪表现。”
换个角度来看“双减”。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部长朱旭东主张，实行儿童全面发展和学生学业发展双重评价，唯有突破“唯分数困局”带来的学业负担，更好地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朱旭东说，儿童全面发展涉及三个基本性质，一是发展的自然生物基础性，即是要关注儿童的脑智发育问题;二是发展的个体社会需求性，关注儿童的认知与情感的发展，着重发展其个性、艺术审美等层面;三是发展的民主国家价值性，带领儿童从社会性的角度认识自己。
朱旭东认为，学生学业发展不仅涉及具体的学科知识，还涉及学科的核心素养。因此在教育教学中，不应与学生全面发展混为一谈，更不应与学生全面发展共用一套评价体系。他说，运用双重评价打破“唯分数评价困局”，尊重学生和学科的不同地位，让学生、教师、学校不再只绕着分数转，才能更好地缓解学生学业负担。
高校“一竿子插到底”，助力县域教师专业能力提升
面对全省基础教育不均衡发展的状况，9月广东提出全省市县政府要将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列为“一把手工程”。政策发布时，尤为强调在进行考核评价时，粤东粤西粤北地以加强教师队伍建设为重点。
诚然，教师专业能力的提升，成为了教育高质量发展一道必答题。
“教师治理要在县级区域开展。”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常务副主任荀渊认为，县域不仅是国家治理的一个基石，也是中小学管理、中小学教师队伍建设的重要场域，希望通过县域治理变革促进教师的专业发展，提升县域教师队伍的质量。
这些年来，尽管部分高校通过建立教师发展、教师教育联盟等方式，参与县域教师专业队伍发展中，但真正把政策、经费用到教师教育，尤其是中小学教师队伍发展上的，主要是靠县级政府统筹。
不过，现实中，县域教师治理遭遇了一些困境。荀渊说，一方面，县级政府只能在政策给定的空间里进行资源的配置，构建整体的教师教育治理体系，因此存在一定局限性。另一方面，过去高校很少参与到县域教师教育治理中，因为大多数联盟覆盖面只在省级、市级，还没有落实到县域层面。更糟糕的是，中小学将教师发展看作是简单的过程，没有去考虑借助高校优质资源，维护联盟关系提升学校师资力量。
有困境，更应有解法。
荀渊建议，县级政府要建立县域教师发展中心，指导教师专业发展。同时，高校应一竿子插到底，来到指导教师专业发展中心运作，和县域教师发展中心建立合作关系，帮助中小学教师提升专业能力，包括磨课、备课、上课等一系列工作，才能更好提升教学质量。
学生成长价值是大学评价的中心
教育评价事关教育发展方向，有什么样的评价指挥棒，就有什么样的办学导向。
华南师范大学粤港澳大湾区教育发展高等研究院院长卢晓中看到了大学评价中的异化——外部评价过于强势。近年来，教育评价越来越呈现出一种量化倾向，常常被认为是一种科学化追求。不管是大众还是办学者，把太多关注放在了排行榜等量化评价指标，轻视了大学内部评价体系。
卢晓中说，不可否认，适当的量化，有助于增强教育评价的精准性，减少模糊性，对于提升教育评价的科学性和管理的科学化是有价值的。但是如果对教育评价的量化强调到一个不恰当的程度，甚至走向一个极端，评必称量化，就有可能违背教育内在规律。
科学的教育评价应当是量化评价与质性评价的相结合。卢晓中建议充分利用信息技术，提高教育评价的科学性、专业性、客观性，培养“教育评价专门人才”。
评价一所大学，关键在哪里?
卢晓中认为，大学评价的学生成长价值，是大学外部评价与内部评价一致性的逻辑起点，应成为大学评价的中心理念。所以，办学者落实大学评价自主权，把大学评价的办学自主权还给大学。同时，构建政府、教育机构、社会三者新型关系，更好推进高质量大学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