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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5日至6日沙特将在吉达召开乌克兰问题“和平会议”，计划邀请30多个国家和多个国际组织代表与会，重点讨论乌克兰近期提出的“和平方案”。沙特远离乌克兰战场，从俄乌冲突爆发至今一直保持中立，对俄乌双方的直接影响有限，由沙特主办关于乌克兰危机的国际会议令不少人感到意外。可以说，这是沙特近两年外交转向的典型体现，反映出沙特正在加快战略自主步伐、希望成为具有全球性影响的地区大国。

2022年10月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宣布：“后冷战时代结束，大国竞争时代开始。”美国一家独大曾是后冷战时代的主要特征，权力分散是大国竞争时代的新态势。多极、多元的权力格局在中东表现得更为明显。华盛顿持续推动中东战略收缩，在中东的影响力相对下降，欧洲、中国、俄罗斯、印度等的影响力相对上升，美国独霸中东的时代宣告结束。

之前，中东大体上可以分为“亲美”和“反美”两大阵营，主要国家的选择空间有限，非此即彼。现在，中东国家不再依据“亲美”或“反美”立场站队，而是采取平衡、对冲战略，因时因事调整自身外交政策。地区大国独立自主、合纵连横的能力显著上升，沙特、阿联酋、卡塔尔、土耳其、伊朗、以色列等国的自主性明显增强，外交回旋空间空前增大。中东政治舞台从未出现如此多旗鼓相当的主角，也从未有过如此复杂的阵营分化组合。

沙特适时抓住全球和地区权力格局的新变化，在大国之间维持动态平衡，根据议题、形势和时机的不同决定自身外交政策。在油价问题上，沙特与俄罗斯是全球两大原油出口国，美国是全球最大石油消费国，沙特与俄罗斯合作同美国展开博弈；在经济问题上，中国是沙特最大的贸易伙伴，沙特跟中国走得更近；在安全问题上，美国仍是沙特安全最大的提供者。从某种意义上说，沙特同世界主要大国的关系大体取决于它的自身利益，被称为“极端平衡”外交。沙特不仅想争取本国利益最大化，而且想让自己成为全球大国博弈的参与者之一。

在俄乌冲突中，沙特没有选边站，既进口俄罗斯廉价石油，也向乌克兰提供4亿美元援助。2022年10月和2023年4月沙特两度同俄罗斯联手，大幅调低原油目标产量，以推高国际油价，华盛顿因此一度指责沙特是“俄罗斯的同伙”。今年5月沙特邀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参加在吉达举行的阿盟峰会，现在又举办乌克兰问题“和平会议”，西方媒体又纷纷认为这是沙特“背俄向美”的新动向。

实际上，沙特外交既不亲美也不亲俄，它重视的是自身的国家利益。同俄罗斯联手减产石油，是为了增加沙特的石油收入；举办乌克兰问题“和平会议”，是为了提高沙特的国际地位。作为一个地区大国，同全球性大国平起平坐、斡旋全球性危机，是拓展自身全球影响力的有效路径。去年，沙特主持召开过由6个海湾合作委员会成员国以及美国、埃及、约旦、伊拉克领导人参加的“安全与发展”峰会，中国－阿拉伯国家峰会、中国－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峰会也在沙特举办；今年，沙特已经多次调停苏丹内战，还将主办乌克兰问题“和平会议”。据报道，如果一切顺利，沙特年底还要主办乌克兰问题“和平峰会”。

沙特在中东和全球政治舞台上频频高调亮相，既是沙特外交转向的结果，也受到近两年高油价的影响。2014年油价暴跌后，沙特自信心受挫，不安全感骤增，四面出击，多方树敌：出兵也门、制裁叙利亚、断交伊朗、得罪土耳其、封锁卡塔尔、疏远黎巴嫩、激怒加拿大，等等。2021年油价暴涨后，沙特自信心增加，奉行“零问题”外交，同伊朗、加拿大复交，与也门胡塞武装谈判永久停火事宜，接触哈马斯、真主党等势力。

同样，美国等一些国家也视油价高低调整对沙特政策。2020年低油价时期，美国总统拜登一度称沙特为“贱民国家”；2022年高油价时期，拜登主动前往沙特同王储穆罕默德“击掌相见”。2018年美国联邦参议员格雷厄姆曾公开说，沙特王储穆罕默德不适合当领导人，他今天4年访问沙特时又称赞王储穆罕默德。格雷厄姆在沙特电视台解释说：“沙特从我所在的州购买了370亿美元的飞机，以后还会买更多，作为一个美国参议员，我必须改变自己的态度。”

沙特外交风生水起的一大根基是石油，未来走向也在一定程度上同石油密切相关。作为全球最大的原油出口国，沙特在高油价时期往往拥有更大的国际影响力，但油价不可能一直高企不降，在能源转型的大背景下，目前的高油价被称为“大饥荒前的盛宴”。若是油价回跌，甚至是一蹶不振，沙特的外交转向是否还会继续，这有待观察。

（牛新春，作者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所所长）